如果我们被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搞得瞠目结舌,因此不相信艺术思维是原始的思维,那么我们就来考虑这一事实:根据极端保守的估计,在最近二到四万年当中,人类的体质(包括大脑容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进化,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乘坐时间机器到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去把一个人类的婴儿带到我们家里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来养育,这个孩子也能学英语和高等数学,没有人能够识破。[8]或者说,假如把襁褓中的达·芬奇送到冰河时代,他也只能是猎获猛犸、剑齿虎和驯鹿的猎人,但他非常可能成为考古学家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那种洞穴壁画的作者。我们和冰河时代的祖先的唯一区别在于:我们具有迄今为止若干百万年(尤其是最近若干千年)的雄厚的文化积累,而他们的文化遗产还十分微薄。今天的儿童能够操作各种电器,甚至可以使用计算机,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在进化论意义上有任何进步(也不意味着他们具有李泽厚想象的那种“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仅仅意味着他们碰巧出生在目前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中而已。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原始洞穴壁画(甚至最原始的石器)并无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达·芬奇身在雄厚的艺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中,他除了具有艺术天才之外,还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文化教养;相比之下,洞穴艺术家的文化修养就贫乏得多。当然,由于达·芬奇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我们有理由相信西班牙和法国的洞穴壁画的作者的天才和达·芬奇的天才之间多半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种差距肯定不会大于我本人和达·芬奇之间的差距——尽管我的文化教养远胜于我们那些冰河时代的祖先,但我却创作不出他们那样的壁画。
总而言之,把艺术思维设想为最原始的思维,并不比把在纯粹功利主义意义上被误解的劳动设想为最原始的活动,更缺乏道理。作为易中天先生的“新实践美学”逻辑起点的“劳动”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可还原”,至为简单的原始劳动也需要不那么简单的心智,而这种心智在艺术思维当中可以发现,这就是说,艺术思维是劳动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劳动后来产生的结果。艺术思维不像现代许多艺术哲学家想象得那样复杂(纵然现代意义的艺术确实可能是复杂的);它作为人类最原始的认知形式,必定是十分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常常把这种十分简单而单纯的认知形式叫做“直觉”。而按照维柯“诗性思维”的解释是:原始人对一切自然现象都采取隐喻的态度,以为它们具有人的感情,“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它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是些活人。”[9]这种对原始的诗性思维的描述正是对现代人在面对现代意义的艺术品时所发生的艺术思维的描述,因为它们是一回事。我们对作为艺术品存在形式的声音、画布、石头堆积、身体运动等等的态度,就是把它们当作了具有人的感情的活物,这和原始人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当原始人把石头理解为和他们自己的手一样有感觉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拿起石头代替自己的手(劳动)才可能发生(在英语里,arm[武器]一词,本义就是“手臂”)。由于手可以变化形状,那么对自然的石头进行加工,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人完全不能拟人或隐喻地想象石柱像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样在承重的时候“感到”压力,巴特农神庙就决不会存在,力学也不可能产生。
【注释】
[1] 参见王祖哲《论美和艺术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
[2]
易中天:《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第46-51页。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本文所引易中天的话,皆出于此,因此为求简洁,我只在行文中注节号。读者也可以参考他的专著《艺术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
[3]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页。当然,任何存在于现代的采集者-狩猎者都不能看作完全与我们的原始祖先相当的人,但认为他们和我们的原始祖先非常相似,应该不成问题。
[4] Elise Boulding, “Women and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illy, Readings
in World Civilizations, p. 17, quoted in Robert S. McElvaine, Eve’s Seed:
Biology, the Sexe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2001), p. 56.
[5] Richard Leakey and Roger Lewin, Origins Reconsidered: In Search of What
Makes Us Hu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pp. 167-169.
[6] Meave G. Leakey, et. al., “New Specimen and Confirmation of an Early Age for
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 Nature, May 7, 1998, pp62-66.
[7] Barbara D. Miller, Cultural Anthropolog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p. 6.
[8] Desmond Morris, The Human Zoo, (London: Vintage, 1994), p. 2.
人类经过了若干百万年的进化,一般的看法是不存在一个人类出现的具体时刻。
[9]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